大罷免結果揭曉，國民黨大獲全勝，有民進黨籍議員早在今年二月底花蓮縣議會第 20屆第13次臨會提案通過「全體縣民普發五萬元」，近日卻引發社會輿論熱議。此一主張充分暴露對縣議會職權、地方財政現實與整體施政邏輯的嚴重誤解，更可能導致公共資源錯配與治理信任的流失，深值國人正視。

基此，當民選代表的角色，被錯置為「政策許願機」，當財政紀律被輕率地犧牲於政治炒作之下，民主治理的根本將受到威脅。我們應從現行法規依據、財政現況、政策可行性與地方治理精神等四大面向，深入分析此事背後的問題與應有的省思。

一、縣議會的法定職權：依法審議、監督而非主導預算
根據《地方制度法》第18條與《花蓮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》相關規定，縣議會的核心職能為：「依法審議縣政府所提之年度預算案、法案、計畫報告，並執行質詢與監督責任」，議員本身並無預算動支、執行與發放權。

也就是說，議員可對縣政方向提出建言或爭取，但並不能主導行政資源的分配或逕行提出涉及大額支出的具體政策。尤有甚者，若未經縣政府財政局評估即高調喊出普發五萬，涉及超過150多億元支出，無異於違反地方治理的制度設計原則，是對縣府財政自主與程序正義的嚴重干擾。

「普發現金」本為高度集中化之中央職權政策，在COVID-19疫情期間，由中央政府動用特別預算支持全民紓困，乃因疫情對全國社會造成的普遍性衝擊。地方政府在缺乏獨立發債權、財政餘裕有限的現實下，實難承擔如中央政府規模之財務動作。

二、財政現實不容忽視：花蓮財力資源遭中央打壓
主張普發五萬者，迴避了一個核心事實——花蓮財政空間正遭受嚴重壓縮。根據花蓮縣財政處資料，2025年度的中央一般性補助款遭刪減達36億元，約為總預算的27%，創歷史新低。民進黨中央政府刻意調降補助，已嚴重影響花蓮在醫療、教育、交通、社福等面向的基本支出。此種打壓地方財政的作為，卻未見綠營議員爭取與抵抗，反而拋出百億級現金發放提案，完全背離施政責任倫理。

花蓮本是一個地廣人稀、建設維運成本高的縣市，長期仰賴中央補助款支持基本公共支出。而民進黨政府執政八年來，對花蓮多所刁難、以政逼政，不僅延宕重大建設核定，更在預算編列上頻頻緊縮，意圖製造地方困局，再反過來以「地方無能」為由抹黑在野勢力治理成效。這種策略性排擠，讓花蓮的發展遭遇重重限制，民進黨地方議員若真有心為民，應首先要求中央歸還合理補助款，而非僅僅高喊「發錢」。

三、政策缺乏精準設計，恐淪為短效政治消費
一筆動用超過155億元的普發現金方案，若未有明確的財源安排、分階段執行計畫與實施條件限制，將直接違背公共財政之可持續原則。

依《預算法》第62條，地方政府預算必須「量入為出、量出為入」，除法定人事費用、社福支出等外，重大資本支出應經縣議會專案審查並附預算說明書。胡議員所提普發主張，未提出預算來源、財源調度方式、發放條件或階段性門檻設計，完全無視法定程序，已非政策提案，而是標準的政治口號與「政策行銷包裝品」。

試問，若果真動用155億發現金，是否將中止文化館等 其他新建計畫？是否削減長照補助？是否擱置交通道路整修或新校舍設施興建？政府資源有限，應用之於最具公共利益之處，而非平均分配於每人五萬，造成經濟無刺激效果、人民無感、基建受阻的三輸局面。

四、地方治理應回歸「結構性建設」與「精準照顧」
正如國民黨花蓮縣議會黨團所主張，真正負責任的治理，應著眼於三項核心目標：「重建財政」、「擴大建設」、「精準照顧」。

首先，唯有強化財政體質，才能讓花蓮在中央補助波動之外，逐步建立自主財源。中央應加速推動《財政收支劃分法》之執行和改十革，確保地方稅源分配更為合理。

其次，花蓮真正發展瓶頸，在於基礎建設嚴重不足。無論是東部快鐵、新城轉運站、南橫復建、地震防災工程、醫療園區等，皆需長期穩定投入，才足以改變產業結構與青年外流現況。

最後，對於弱勢與特殊需求者，應推動具針對性、條件式的精準補貼措施。針對中低收入戶、身障、老人、高風險家庭，提供生活津貼、交通補助或醫療補助，方能達到社會公平與效益兼顧的效果。

結語：治理不是喊價，地方民主需要理性辯論
民主社會容許意見多元、主張競爭，但治理絕不能流於「喊價競賽」與「選舉式討好」。議員的角色不應只是傳播政治情緒，更要承擔政策後果的責任。

花蓮不需要政客的短線操作，更需要願意面對現實、敢於對抗中央不公、能提出具體規劃的地方領導人。我們呼籲所有民代：回歸理性討論、依法行事，讓民主自治真正落實於制度，而非停留在口號。